近日，教育部、中央编办等五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的若干意见》。《意见》明确，高校教师职称评审权将全部下放至高校。

    名义上，教授、副教授评审归上级教育主管部门，在实际操作中则是按照学校推荐名额进行评审。基本上只要高校内部评审通过，上级主管部门就会批准。可以说，高校教师职称评审权的下放只是做到了“名至实归”，由职称评审所带来的矛盾依然存在，甚至随着评审权力的下放，这些矛盾冲突将更加剧烈。高校能否用好职称评审权，关键还在于能否解决五大问题。

    一、职称与岗位不分的问题。

    职称一般指教师的岗位职务，也代表教师专业技术水平。当前高校普遍对教师的专业技术职称和专业技术岗位没有进行区分。只要获得教授职称，不管这位教师做的具体工作是什么，哪怕是在收发室，高校依然认定其在履行教授的岗位。这就出现了最让人诟病的现象：职称越高干活越少。占教授名额，不做教授工作，挤压其他教师上升渠道，这是当前高校教师之间矛盾的根源。所以说，高校拥有职称评审权力之后，首先就要厘清各级职务的岗位职责，对各个岗位进行考核，尤其要对高层次人才的劳动进行考核，做到人尽其才。

    二、“同工不同酬”的问题。

    正是职称和岗位的一体化，使得高级职称无论干什么都领取统一标准下的职称工资，这导致了高校教师“同工不同酬”。很多讲师干着和教授一样的工作，甚至更多任务，结果工资与他们相差几倍。能否解决职称与薪酬的矛盾不仅仅事关教师个人利益，更关乎教育公平和社会公平。职称与岗位分离意义深远，只有二者分离开来，按岗取酬，才能实现同工同酬。

    三、聘用过程中科学评价人才的问题。

    职称代表着教师的专业技术水平，达到教授标准的人很多，但是岗位有限，如何聘任考验高校用人的水平和能力。

    在当前高校行政化比较严重的情况下，追求效率依然是高校管理的主旋律。高校没能在职称评审中对不同专业的细微差异进行更加专业的判断，也许是管理者“不屑”对不同专业的学者在本专业中的学术能力和地位进行细分，也可能是“没有能力”区分。简单量化的管理等于把学术评价权力交给了期刊编辑，在国内期刊编辑水平普遍不高的情况下，这种简单量化管理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而且学术研究也很容易跟着研究热点走，严重抑制科学创新。仅仅通过简单的学术量化管理来进行聘用，而不深入到教师研究在具体领域的价值，这样的聘用只能使得成熟领域的教师更加容易通过论文和项目获得支持，反而在创新领域的教师容易受到打压。这种简单粗暴的评价方式非常不利于创新人才的成长。

    四、专业技术职务与管理职务分离的问题。

    高校中普遍存在着“双肩挑”的现象，“学官”现象尤其普遍，几乎所有的“院长”“校长”“处长”都是“教授”，但是几乎不履行教授职责，即便是履行教授职责，也更多的是“侵占”学术资源，而后进行“分发”。 这些教授们通过行政权力获取学术资源，他们对“官”的追求远远超出对学术的热爱。不少人甚至将管理职务与专业技术职务视为跳板，“学官”与“官学”一体，从而“平步青云”。“学官”占用了大量的学术资源，让大量学者无法晋升。

    五、职称评审中的腐败问题。

    正是职称和岗位一体化，才使得“双肩挑”成为可能，也使得“不劳而获”“少干多得”成为可能，正是其中蕴含巨大的利益，有人才会铤而走险，在职称评审中行贿受贿。高校职称评审权下放之后，高校管理者在高校内基本上没有制衡的力量，职称评审腐败将是最令人担忧的现象。而能否形成独立于行政权力之外的学术委员会则是杜绝职称评审出现腐败现象的关键。

    这五大问题关系到高校的科学运转，解决不好，那么，职称评审权力下放将会给本已严重行政化的高校“火上浇油”，其后果将不堪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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